
“1951年2月10日夜里两点实时查股票配资,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挡?”电话那头,韩先楚压低嗓门,却掩不住焦急。山口的寒风灌进指挥所,参谋们的手电在地图上晃动,战局像被拉紧的钢丝——稍有差池就会崩断。

三天前,中朝部队刚结束第三次战役的追击,美军司令李奇微却以罕见速度重整补给,主动发动反击。志愿军原打算全面休整,补充弹药与棉衣,如今只得硬着头皮顶上。总部为此拍板“西顶东放”:西线由精锐第38军堵住美军,东线借南朝鲜部队战斗力薄弱之机,实施侧击,力争各个击破。纸面上的框架看似简洁,可落实到山川河谷,每一寸都埋着荆棘。
西线总指挥韩先楚带着第38军、第50军和人民军一个军团死扛汉江走廊,压力山大。他提出:东线若能先夺砥平里,既切断敌人南北补给,又能随时支援西线,一箭双雕。东线总指挥邓华则坚持另一套思路——打横城。理由很直接:横城敌人集中,一旦消灭大量有生力量,砥平里自然不攻自破。二人各执一词,参谋长每回合都要在电话里重复双方火力、地形、距离的数据,却依旧难以说服对方。
彭德怀审阅报告后,把争论电报北京。中央军委几经权衡,最终采纳邓华方案——先横城后砥平里。表面看,这是对东线“歼敌数量”指标的重视;深层原因,还有志愿军后勤短缺:攻势必须在较短距离内完成,否则运输线被空军切断,双方拉锯将陷入被动。

2月11日晚,黑云压顶,四个志愿军军和两个朝鲜军团在雪雾中摸向横城。南朝鲜第8师与第3师被挤进山谷,夜色里口令混乱,数次误把自己人当敌人开枪。两天两夜,志愿军歼敌1.2万,俘虏逾七千。战报传回总部,韩先楚沉默片刻,只说了一句:“既已开弓,盼东线再下一城。”
然而,横城捷报并未让战局雨过天晴。彭德怀从无线电里听到第38军“弹药不足”的呼叫,眉头越锁越紧。要缓解西线压力,就得尽快撬掉砥平里这个关节点。2月13日夜,40军119师临危受命,一口气直插砥平里。此时情报仍停留在“守敌一营”,部队带着十几门迫击炮匆匆出发。雨夹雪,山路泥泞,连背负弹药的骡马都滑倒。

砥平里并非空壳。李奇微与法军营长拉尔夫通话,命其死守,随后又调来美2师23团、一个炮兵营和坦克营,总兵力接近六千,把防线压缩成直径1.6公里的铁圈,形成“炮火荷包阵”。等志愿军冲到近前,才发现对面火网密如织布机。一夜鏖战,敌人缩在坦克、铁丝网和炮兵构筑的钢堡内,伤亡远低于预期;我军则在坦克照明弹与探照灯交替照射下付出惨重代价。
次日拂晓,空中响起螺旋桨轰鸣。美军F-51与B-26轮番投弹扫射。志愿军山谷间缺乏防空火器,只能就地隐蔽。傍晚再攻,仍被迫撤离。三天里,部队弹药逐渐枯竭,炮弹仅剩百余发,每轮射击都得精算角度;电话线时常被炸断,徐国夫师长甚至靠旗语联络,喊哑了嗓子。

2月15日下午,东线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摄氏度。突击连冲进敌壕,与法军贴身肉搏,大刀、刺刀、枪托齐上。胶着时,又一波美机喷火燃烧弹覆盖阵地,志愿军被迫后退。参谋报告伤亡数字已经超出横城两倍,仍看不到突破口。温玉成军长请求增援,彭德怀沉吟许久,最终下达撤退命令:“保存实力,转入防御。”
16日清晨,部队在山林中撤离时,雪面留下大量冻血痕迹。砥平里战斗未达预期目标,东线未能完全撼动敌军防线;西线因缺乏立体策应,也无力再撑,遂全线后撤。志司总结会上,邓华主动检讨:情报不足、指挥链条过长、联络困难,皆自身责任。彭德怀拍拍桌面,没有苛责,只说:“仗还长,不必多语;下回再犯,要命。”
有意思的是,这次分歧并未影响两位将领日后的合作。第四次战役后,韩、邓在针对“五圣山”防御线的布置上又一次站在同一战壕;彭德怀也始终保持“意见靠拢、步调一致”的原则,以确保整体战略目标不被个人荣辱所左右。实战证明,分歧本身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把分歧拖到敌人面前成为破绽。
值得一提的,还有作战背后的空中维度。苏联援助的米格-15此时虽频繁出击,却受制于“鸭绿江以北不得越线”的限制,无法直接掩护砥平里地面部队。空地失衡,让志愿军在日间攻击时几乎裸露在敌机火力下。指挥员必须选择夜战,而夜战又放大了火炮、照明弹和坦克的优势,构成难解悖论——这正是第四次战役后期志愿军屡遇瓶颈的根源之一。
总结这场“横城—砥平里”组合战,数字之外更应看到指挥艺术的博弈:韩先楚聚焦交通要点,希望先剪断“神经”;邓华盯住敌主力,意在削其“血肉”。彭德怀介入,先让东线打出歼灭战,再图枢纽,本属合理。遗憾的是,情报差与空中劣势打乱了节奏,最终只能收兵。战场上任何一步棋都成本高昂,失误不是某个人的错,却必须有人扛下检讨,这也是战争铁律。

六十多年过去,横城的山谷依旧寂静。若行至砥平里旧址,还能在树根旁翻到生锈弹片。它们默默提醒后人:战略辩论可以尖锐,但一旦达成决策,执行层面必须丝丝入扣;否则,最锋利的宝剑也只能作壁上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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