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3月8日，上海新闸路沁园村的寓所里，年仅二十五岁的阮玲玉服下大量安眠药，再也没有醒来。消息传开，整个上海为之震动。这位正处于事业巅峰的影星，留下一句“人言可畏”，成为民国影坛最沉痛的一句话。史料记载，她的遗书一再声明，不是畏罪自杀，而是人言可畏，字字泣血。
阮玲玉的一生，始于贫寒。她六岁丧父，父亲因积劳成疾罹患肺痨去世，母亲靠给张家做女佣维持生计，年幼的她便跟着母亲在张家帮佣。贫寒的出身让她早早看透世态炎凉，性格里埋下了敏感与隐忍。1926年，经张慧冲介绍，她进入明星影片公司，出演个人首部电影《挂名夫妻》，从此走上银幕。
也是那一年，她在崇德女校读书时，抵不住张达民的甜言蜜语，与之同居并被迫退学。张达民没有生存技能，却在阮玲玉走红后，开始无休止地勒索与诽谤她。那是1926年，这段关系像一根绳索，套在她脖子上整整六年，让她在成名路上始终喘不过气来。
1932年，阮玲玉遇到了茶叶商人唐季珊。她以为找到了依靠，鼓起勇气正式离开张达民。然而张达民随即把她和唐季珊告上法庭，纠缠不休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唐季珊不久便有了新欢梁赛珍。一个男人勒索她，一个男人背叛她，阮玲玉被两个男人合力推进了舆论的漩涡中央。
1934年，阮玲玉出演电影《新女性》。媒体捕风捉影，称她与导演蔡楚生交往甚密。蔡楚生因顾忌家中原配和自身名誉，最终没有选择与她站在一起。张达民的勒索没有停止，唐季珊开始嫌弃她，流言的脏水一盆接一盆地泼来。她在遗书中悲愤写道：我不死，不能明我冤。
3月8日，她写下两封遗书。一封给唐季珊，委托他给母亲和养女一笔钱，那是公司欠她的片酬配资正规配资门户，只有两千零五元；另一封，反复强调人言可畏。多年来，遗书真伪始终存疑，但无人能否认，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子，被流言与背叛逼到了绝境。人言可畏，四个字如刀，至今仍在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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